腐蚀的几度沉浮(2)

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张主任道藩十月卅日函，“为茅盾（即沈雁冰）所著之《清明前后》剧本，内容多系指摘政府，暴露黑暗，而归结于中国急需变革，以暗示煽惑人民之变乱，种种影射既极明显，而诬蔑又无所不至，请特加注意”等语。查此类书刊发行例应禁止，惟出版检查制度业经废止，对该剧本出版不易限制；因特电达，倘遇该剧上演及剧本流行市上时，希即密饬部属暗中设法制止，免流传播毒为荷。

阅读这一电文真是令人感慨万千。一方面，在“党国”专政体制下，进行文化钳制和思想控制，是那个变态的可诅咒的时代特色，也是人类文化和思想史上的黑暗时代，这一点历史已经有了公正的审判；另一方面，值得品味的是，包括张道藩等在内的执掌文化生杀大权的“党国”要员们，为了查禁一部并不怎样了得的文学剧作，竟然这样处心积虑、优柔寡断，既要顾及和维护“党国”利益与形象，制止那些不和谐的因素，又要想方设法寻求法理依据，以获得公众的认同，在不得法理依据后，又只能采取小偷小摸、鬼鬼祟祟的方法，这种唯唯诺诺、小心谨慎的做派，很是不符合传说中的国民党中宣部形象的。茅盾晚年回忆说，张道藩在其“背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”，其实是很有些用词不准确的。因为，张道藩等虽然谈不上正人君子，但也没有显现出凶神恶煞的摸样。或者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一下，他们这样的“党国”体制的参与人和维护者，既要顾及饭碗而不得不去工作，又要在工作中照顾情面维护形象，也真是勉为其难了。特别是，相比于那些没文化、少教养的“党国”要员及其惯用的简单、野蛮、卑劣手段，这样为历史嘲弄的人和为人不齿的工作方式，也算是一种进步和安慰了。

话说回来，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彼时茅盾是一个普通的自由创作人，在“党国”体制下《腐蚀》等作品遭禁也算正常，而此刻的茅盾是一位共和国文化部的部长，作品无故被屏蔽，被禁止，这其中的酸甜苦辣不说也罢。而经历过这一戏剧性的变故，电影艺术家们自然也是大开眼界、增长见识了，他们应该明了，原来，文化部长的作品也不保险。

那么新中国的艺术之路该如何走呢？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1949年后的文艺工作者，也着实令茅盾这个所谓的文化界最高长官摸不清脉络，于是，改创作为评论，或者干脆将笔束之高阁，便成了茅盾的无奈选择。也因此，茅盾在1949-1981年间，除了晚年完成自传《我所走过的道路》和大量评论文字、应景宣传外，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文学创作的作品。有道是世事无常，此番遭际不是又添一注脚么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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